对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监察，促使其依法履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是极其必要的。
也无论是‘西化之言（胡适和陈序经），还是‘化西之语（牟宗三），我们都可以将其看做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正如《报告》中的阐发，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思想建设这个方面，首先应当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已经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写在宪法修改草案的《序言》中。
[10]这段文字表达了两层意思，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思想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四爱的公德，彭真在现行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得很明确，这是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中关于国民公德的‘五爱要求的发展。当然，文本当中的具体规定显然不会迁就任何一种学理上的逻辑概括。[13]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过气来的黑暗王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科学与民主。第三，与理想、道德、纪律、法制相并列，似为对精神文明具体内涵的阐发。
进入专题： 现代国家 宪法 现代文明 。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1984年国务院在机动车船和拖拉机运营中推行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和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当然由于当时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合法从事境内保险业务的国家金融机构，投保人既无法选择是否投保、也无法选择保险机构。
[1]参见陈孝平：大法官解释与全民健保——以大法官会议与立法院两种合法性差异的‘位能产生制度改进的‘动能，载汤德宗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四辑），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2005年版，第75-76页。轮船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在2001年10月6日被国务院废止。[77]参见李松涛：铁路自我保险巨额资金如何运转，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7月29日。[17]而事实上在最后通过的《消防法》修订文本中一律确定为鼓励倡导条款。
[66]因保险费率由市场机制确定，保险人在逆选择的困境下往往会发生惜保问题，将高风险的投保人剔除出去或者大规模提高保险费率，以此保证稳定的保险收益，而这会使得高风险的投保人面临无保可投的局面，而低风险的投保人也因高昂的保险费率而主动回避，造成恶性循环。第一种方案是依据宪法第13条所规定的财产权，契约自由在此被视为财产权保护的特殊类型。
（3）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商业性强制保险形成了对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外部监督，保护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由此群众的安全得到保障，社会公共秩序即能获得维系，展现出政府善尽对社会的管理职能[75]。3．邹志洪、曹顺明：论我国强制保险立法的完善，《保险研究》2007年第9期。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规定于同一条之中，这意味着宏观调控的对象是市场经济，而调控方式包括采取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等手段[58]。[41]因而，合同法中的强制缔约也是对契约自由的矫正，但是由于合同法所限制的是作为强势一方的公用事业职能部门的契约自由，而相对人则享有决定是否缔约与选择对象的权利，这与商业性强制保险殊为不同。
[19]与此同时，强制保险也具有相应的商业性特点，包括了投保人在选择保险机构方面的自由，以及在确定保险费率方面所遵循的市场化原则。[5] 中国政府在1951年制定了关于铁路、飞机、轮船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以及财产、船舶、铁路车辆的强制保险。（4）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应经过充分的论证，在确定责任风险最大的活动或行业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制环境与保险市场发展现状，可以对存在着重大责任风险的行业和企业进行试点，并据此确定发展强制责任保险险种的步骤，有的放矢地逐步扩大强制保险的险种范围和覆盖面[80]。[69] 现行的公共赔偿基金包括了《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及司法部推动试行的公证赔偿基金。
比如，在1999年到2010年间铁路人身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的保费高达168.75亿元[76]，然而铁路人身伤害的赔偿却一直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准，[77]并且保费流向缺乏透明度。然而目前公共赔偿基金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这不仅体现在公共基金数量稀缺（公众呼声很高的食品安全公共赔偿基金、环境污染公共赔偿基金尚未建立），也体现为目前已经设立的公共赔偿基金并未发挥明显作用。
二则是由保险所自然延伸的商业特征，要求投保人仍需支付一定（成比例）的对价，在选择保险机构方面具有相对自由，强调了个人权益性。[13]参见刘楠楠、马妍妍：国内水路客运强制保险可行性分析，《中国水运》2011年第4期，第36-37页。
法律保留不只是为了法律的明确性、为了强调社会给付的权利性，更是为了社会福利的民主要素[42]。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为例，根据2013年保监会的统计数据，交强险共承保机动车1.47亿辆次，保费收入1259亿元，赔付成本880亿元。循此方案，契约自由作为私法自治的基础，显然可以包含在宪法第51条所保障的一般行为自由之内。[51]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149页。比例原则要求国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与由此得以实现的目的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平衡的、成比例的关系，不得过当、过度限制基本权利，也就是禁止过度的原则。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带来的公共利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对受害人的及时救助，特别是在个人经济赔偿能力有限、而法人也在现代公司制度下承担有限责任的背景下，高风险事业或大规模侵权的受害人无法得到迅速与充分的救济，而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问题。
[23]国家强制公民在特定条件下参加保险并交纳保费的行为，显然威胁到财产的存续状态，也影响了公民对于财产的自由支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自1957年的艾尔弗斯案[26]开始，将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解释为一般行为自由，认为其可以发挥兜底基本权利的功能，从而使宪法未明示的自由得以纳入基本权利的特别保护领域[27]，形成了封闭、无漏洞的基本权利体系[28]。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12]147号，2012年8月21日。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将契约自由纳入财产权的范畴，认为财产权可以定义为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25]。
国家以强势地位介入商业保险，以公共利益为名进行规划与调整，立法思想也由权利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契约自由开始受到一定限制，所有权绝对原则不断被修正，无过失责任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弱者权利保护不断强化[8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规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47]。
据此，强制保险制度落入宪法契约自由的保护范围。然而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介入和扩张应遵循必要的规范和界限，特别是社会权利和政策不能侵蚀基本权利的内核，公共利益的维护也不能无节制的挤压公民的自由权，因而以宪法审查的方式对其进行检讨、并据此做出立法方向的调整是保证其合宪性的最佳路径。但美国经验对于本文所探讨主题的借鉴性非常有限：一方面，美国个人医疗强制保险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其广泛的主体范围使得其可以归入联邦政府征税权的范畴进行解释，而本文所论及的强制保险仍具有较强的商业特征。[76]参见孙小林：12年168亿铁路客运保费去向何方？，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7月28日。
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则在饱受争议和质疑后，于2012年11月9日被国务院正式废止。（三）实质性审查 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质性审查，主要是按照比例原则检视该制度是否构成对于基本权利的过度限制。
四、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的合宪性论证 在分析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的保护范围与限制之后，需要对限制的合宪性进行论证，判断该等限制是否存在违宪阻却事由。[31]Pieroth/Schlink/Kingreen/Poscher, Grundrechte, 31. Aufl. 2015, Rn.1008. [32]Dreier, in: H. Dreier (Hrsg.), Grundgesetz-Kommentar, Band I, 3. Aufl. 2013, Art.2 I Rn. 35. [33]Starck, in : v. Mangoldt/Klein/Starck(Hrsg.), GG-Kommentar, Band I, 6. Aufl. 2010, Art. 2 Abs. 1 Rn. 137. [34]Höfling, Vertragsfreiheit. Eine grundrechtsdogmatische Studie, 1991, S. 14 ff. [35]参见吴运来：契约自由的复兴及原因，《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82-192页。
*本文曾获许崇德宪法学发展基金第四届学术征文二等奖，感谢高凌云教授、田伟博士、叶强博士对本文修订完善的指教，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但是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领域，数量庞大的企业和从业人员对此显然缺乏必要的共同体意识，反而可能滋生搭便车的心理，这些都阻碍了统一风险共同体的形成。
5．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33]另一方面，契约自由的保护范围本身也并不限于财产性契约，在人格权、公司法、劳动法甚至家事法领域，也存在种类繁多的契约[34]，立法对于这些领域契约自由的限制有时甚至更加明显[35]。因此，支持者基于社会公益性的标准，认为强制保险可以通过分摊风险使得受害者可以得到充分的经济补偿，也可以化解投保人因对于风险认识不足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在中国商业性强制保险制度所涉及的大多数属于责任保险的范畴，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
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中基础性的风险分散制度，将由个人或家庭承担的风险，分散至由政府和社会分担。行政法规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能够站在更为公正和理性的立场上进行分析和判断，防止偏袒和恣意的发生[48]。
[53]因而，创设强制保险制度就是将那些易于被忽视，但是一旦发生则会危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权益的风险，经由国家立法确定为强制保险事项，变成在风险分担机制下成为发生概率较大，但是损失得以控制的事件。比如交通部在《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中规定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投保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中国人民银行在《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创设了按揭购房强制保险，这些均是以部门规章创设了商业性强制保险。
本文也在分析该问题时采取较为宽松的判断标准，概因在此情况下相对宽泛的保障领域理论建构的论证模式也可容纳更多的政策考量，从而淡化司法违宪审查的‘反多数难题。[54]其他类似的强制保险也是在公共利益、投保人利益与潜在受害者利益之间寻求均衡，并基于该目的形成了强制投保和承保、禁止附带其他条件、保险费率范围固定等相关制度。
